在豆瓣上，有一個極為簡單、名叫“我不想上班”的話題，居然引發了1889.7萬次的瀏覽量。
冬天的寒風、沙丁魚罐頭般的地鐵、早高峰路上漫長的堵車……似乎每一件事，都能引發人們對工作的負面情緒。
可對上班族而言，一切都是那麼無奈。生活就是一場家與公司之間的持續漂泊，週而復始，無窮無盡，直到退休。
正因為如此，新冠疫情之下，當谷歌允許公司全體員工申請永久遠程辦公的消息漂洋過海，引發了相當規模的熱議。不少飽受通勤困擾的辦公族們滿眼羨慕，恨不得當場加入遠程辦公的行列。
這似乎是個“美好”的選擇，遠程辦公免去了人們在寒風中的通勤之苦，從而擁有更多的個人時間，並且，對於飽受大城市生活成本的困擾，每月最大頭的開支都貢獻給了房租的打工人們而言，還能夠跳脫通勤時間的限制，選一個租金相對便宜的偏遠區域。
但遠程辦公是否適用於所有“打工人”？現實是否真的如此完美無暇？畢竟，林語堂說過，人們都有脫離舊轍的慾望，都相信鄰桌點的菜更好吃，都希望成為另一個人，只要那個人不是他自己。
通過對遠程辦公實踐者的深入訪談，我們試圖探求遠程辦公的真相，了解在打破傳統辦公模式的同時，這究竟是員工理想中的烏托邦，抑或一座新的圍城？
2021年的1~4月，小智的父親都在住院，甚至還進了一週ICU。
這道來自命運的無情驚雷，徹底打亂了過往有條不紊的生活。“我把所有的積蓄都投進去了，”小智苦笑道。在病情最緊張的時期，他連續三個月不曾回家，根本來不及兼顧妻子和兩個孩子。
但對於打工人而言，這不止意味著時間與精力的付出。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：家人生病住院時，究竟要離職照顧嗎？
如果不離職，在忙碌的工作節奏下，能去醫院的時間其實非常少。但請護工又是一件高度考驗人品的事，“而且護工能做的事很有限，基本都是打飯、跑腿，涉及具體治療和各種細節時，還是要找家屬，”小智表示。
如果離職，金錢就成了眼前的第一道難題。生病本來就是對積蓄的持續消耗，如果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，就算照顧得再細緻，也依然難以為繼，遑論這段離職空白期，對個人的職業發展也會造成一定影響。
“我鄰居家有三個孩子，每人請一個月假，輪流照顧，把年假、事假、調休全用上。但到我這一代，都是獨生子女了。”小智無奈道。
可他又是幸運的，在請護工與離職照顧之間，他擁有了第三條路徑——遠程辦公。他所在的公司從成立伊始，就堅持全員遠程辦公，較之於普通的上班族，小智擁有了更多陪護父親的時間。
病房陪護的困擾：異步協作的邊界
小智介紹道：“我早上6:00起床，6:30-7:00處理遺留的工作。醫院7:00-7:30吃早餐，之後開始照顧父親，忙到大約9:00後，我又可以辦公了，基本是根據治療和輸液時間，穿插著辦公。”
這份配合醫院的作息時間，造成了小智與同事之間的協作往往需要異步。
在傳統職場環境下，人們更傾向於同步溝通。雅虎實驗室曾對200萬用戶進行了調研，發現最高頻的郵件回覆時間僅僅是2分鐘，50%的郵件在47分鐘內被回覆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人們日常工作的碎片化。
在外企工作的王露對此深有感觸：“在公司裡，很難長時間靜下心來做事，一直都會被各種人找，被各種瑣事打擾，當我一個人在家辦公的時候，效率能顯著提升。”
在遠程辦公的環境下，由於辦公距離的變遠，對即時回覆的期待也隨之降低，人們更願意等待，異步協作就成為了副產品。小智表示，在大部分時間裡，他都是獨自處理事項，當需要協同時，則給同事發郵件或是微信，在等待同事回覆的過程中，繼續埋頭自己的工作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異步溝通不代表所有協作徹底錯位，創造重疊時間就是異步模式下的一種協同方式。小智介紹道，“我給了大家幾個時間段，比如下午2:00~4:00，上午10:00~11:00等，有些事情還是直接溝通，效果會更好。”
並且，異步溝通的順利實施，離不開規則的保障。不能一名員工守在電腦前，苦苦等待溝通工作進度，另一名員工反覆拖延，不停說“不好意思，孩子又哭了，再等我5分鐘。”在小智的公司，辦公規範裡提到：當一個問題超過三次文字對話沒有解決，應立即發起視頻通話，實現了諾奇克口中“他者權利”與“我者權利”的邊界界定。
由此，我們可以進一步明確異步溝通的範圍：這是一項與即時溝通互補的協作模式，通過降低對“即時回覆”的期待值，讓員工擁有更多完整的時間段，以最終效率為導向，根據不同事務優先級進行處理。
帶娃家長的焦慮：打破“靈魂爭奪戰”
小智在醫院陪護，只是遠程辦公的一個特例。對父親病情的擔心、病房條件的局限、長時間的陪護，太多干擾項的存在必然會影響工作效率，因此，小智在陪護期間主動申請了將工資減半。
但對於更多遠程辦公的人們而言，即使是正常居家辦公，依然會面臨重重困擾。
大偉媽媽就不喜歡在家遠程辦公。在疫情期間，大偉媽媽的公司推行過較長一段時期的遠程辦公，但大偉媽媽並不適應。
“早上你剛打開電腦，兩個孩子就來了。你說，找外公外婆去，他們說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，保證不會吵。你心裡想，呵呵，怎麼可能？但架不住小孩吵，只能反覆約法三章。
結果大的真不吵了，但一直在你旁邊窸窸窣窣，剪紙吃零食，各種動靜。小的剛保證完，轉頭就忘，沒一會就爬到你腿上，不讓你打字，你兇他就哭，最後結果只有兩種：要麼你放下電腦，陪他一起玩，要麼用電腦給他放動畫片，反正是不可能辦公了。”
在美國領導力研究者ED Zitron看來，管理者與員工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“靈魂爭奪戰”。管理者之所以僱傭全職員工，是因為他們希望在工作日，甚至非工作日，能擁有員工全部的時間、注意力和精力。
但遠程辦公的模式，弱化了管理者對於員工的掌控度，管理者無法確定員工的靈魂究竟是奉獻給了工作，還是被自己孩子佔據了大半，抑或是背地裡搞起了副業。
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，信任是被反覆提到的詞。管理者紛紛表示，正是由於弱管控，才要給予下屬充分信任，相信下屬會以高效為目的，並在此過程中，允許下屬擁有一定的“私人時間”。
極狐(GitLab)總裁Sam表示道：“我們願意讓員工在家帶小孩，或者打掃衛生做飯，工作時間也可以。只要你把事情做完，剩下的時間都是你的。”
與之相對的是，疫情期間，一些企業被迫實行了遠程辦公，它們試圖通過一系列“不可理喻”的行政制度，加強對員工靈魂的控制權，例如規定在家辦公時，必須工作時間開著視頻，釘釘必須5分鐘之內回覆。
作為仲量聯行的高管，Jane並不贊同對遠程辦公的職工實行強監管。“比如說，擔心在家辦公時打遊戲，但就算在公司裡，現在手機這麼方便，你真的能保證員工不打遊戲？
人才不是管出來的，真正的人才都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性，哪怕你制定了很嚴格的規矩，他暫時被框住了，但只要市場上有好的機會，他就會跳槽。”
從員工的角度而言，王露表示能理解企業出於經營壓力，從而採取“緊迫盯人”的做法。“雖然我能理解，領導都有壓力，但有些管理實在太嚴格、太壓抑了，反而會催生不良情緒。”
在這場組織與員工的“靈魂爭奪戰”中，當公司願意率先展示友善性，不再將員工靈魂的所有權商品化，而是給予充足的信任，支持員工擁有自己的生活，員工往往也會給予超出預期的回報，主動思考高效的路徑。
即使是飽受帶娃困擾的大偉媽媽，也嘗試過各種解決方案：“我有一陣子，每天帶著筆記本去星巴克工作。其實外公外婆也能哄好娃，只是因為媽媽在家，孩子就非得來找你，我去星巴克工作，他們就不吵了。當然，我覺得對於帶娃的媽媽來說，可能不太適合在家辦公，我寧願每天去公司。”
未婚人士的痛點：與孤獨的漫長撕扯
較之於大偉媽媽，郭旭東顯然對遠程辦公有更高的契合度。
對尚未結婚的郭旭東而言，遠程辦公的特質比起家裡太吵，反而是家裡太安靜。在他看來，遠程辦公的考驗在於耐得住寂寞，保持情緒和心態的穩定，“我是超級大宅男，我能一個月不說話，所以我會相對好一點。因為當你獨自在家辦公的時候，其實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探索。”
王露對此表示了贊同，她曾作為駐上海的唯一一人，遠程工作一年多的時間，獨自匯報給全球總部。
“我一直想，如果有個家庭的話，或許會好點，總覺得自己是一個人在戰鬥，同事都是網友，沒有實體的人，那種長期的孤獨其實很難。”
叔本華說，人生有兩大苦：物質匱乏和精神空虛。工資可以彌補物質上的匱乏，而精神空虛的填補一方面來自於內在觀照，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外在人與人的連接。
為了緩解員工的孤獨感以及與組織的割裂感，定期的線下聚會是常見的解決方式。在郭旭東所就職的公司極狐(GitLab)，每個月都會舉辦同城團建，還鼓勵員工有自己的“咖啡時間”，可以與同事共同約在咖啡館線下辦公，而公司會給予費用報銷。
但這對獨自在上海的王露並不適用。由於線下見面的成本過高，她公司選擇了線上聚會作為解決之道。“每個人都準備酒或飲料，在視頻面前一起聊天，還會介紹彼此的家人同事。我們還會做線上游戲，例如大家一同做題，最後比誰的分數高。”
養寵物也是一種增添陪伴感的方式。王露養了一隻白色的英格蘭短毛貓，郭旭東則同時養了狗和貓，“我沒有孩子，父母也不在本地，自從我遠程辦公後，最高興的是我家貓和狗。”
在遠程辦公之前，郭旭東每天出門時，都會把家裡的柴犬關到籠子裡，“沒辦法，狗年紀小，特別愛拆家，它每天非常委屈，我一出門，它就趴在籠子裡睡覺，下午4點多起來，自己在籠子裡逛一圈，再埋頭繼續睡。”
遠程辦公徹底改變了郭旭東家柴犬的生活狀態，終於從籠子中解放的柴犬每天都過得格外精神。“現在狗就很活潑，狗很聰明的，它知道你在工作，就不會打擾你，工作結束後再來找你玩。吃飯時它都在桌子底下，專門等著掉東西，就可以撿漏吃，每天都很精神。”
資深人士的經驗：細節促進自律
調研中，被訪者紛紛表示，遠程辦公並非完美，其最大的挑戰在於自律性。蘇格拉底對於人才的評判有一個先決條件——自律。自律的養成一方面具有內因性，由個人的先天性格所決定，另一方面也會被外在環境因素所影響。
以下是遠程辦公環境下，給職場人士的建議：
打造合適的遠程工位
盡量減少辦公桌附近的干擾項，營造與在公司辦公時相似的環境，有利於更好地進入工作狀態。
郭旭東在家裡的辦公桌外圍，手工打造了一個小圍欄，“我整個辦公桌是被餐桌和小凳子圍起來的，基本我出去也不容易，進來也不容易，要打造一個相對封閉的場域。”
王露則選擇了原樣復刻公司的辦公桌，模擬熟悉的工位環境。“公司的辦公桌放什麼，家裡的辦公桌也放什麼，完全一樣。”
區分不同場域性質
遠程辦公有一個很直觀的副作用：當休息、娛樂與辦公都發生在同一個地方，容易讓人分不清工作與生活。
如果家裡面積較大，可以將書房作為心理上的“錨點”，進入書房代表開始工作，進入臥室則代表回歸娛樂休閒。
但對王露這樣獨自在上海打拼，租了一居室的普通員工而言，唯一的一間臥室就是平日最大的活動空間，只能在可行的範圍內適度調整，盡量將工作與生活相互切割。“我把書桌移到了陽台，當我拉上窗簾，遮住陽台的時候，就意味著工作結束了。”
培養定時抽離的習慣
與在家摸魚不同，遠程辦公還可能帶來另一個極端現象：廢寢忘食。
“我認識有些人，一工作就玩命，從下午2點，直接做到半夜12點。這過程就他一個人對著電腦，也沒人提醒，最終滴水不進，不吃不喝，對健康很不好。”郭旭東說道。
極狐(GitLab)總裁Sam曾經做過對遠程辦公的看法調研，在最初的幾個月裡，不少員工表示太累了。Sam對此分析道，一方面，有些員工容投入工作後，容易忘了時間，另一方面，在家辦公的狀態下，員工始終坐在電腦前，缺乏其他運動調適。
“我們每天上班要出門，要坐車，下車還要步行，一個上午實際也就2、3個小時在工作，但如果一直坐在電腦前，完全不動彈，體感上容易累。”Sam說道。
在此情形下，只有養成定時從工作中抽離並適度放鬆的習慣，才能在遠程辦公時走得更遠。
郭旭東建議道：“可以將部分通勤的時間用於跑步健身，此外，要注意保護眼睛、頸椎和腰椎，例如參考上學時候的作息，工作45分鐘，休息5~10分鐘，記得要按時喝水，還可以做眼保健操。”
關注環境與心理健康
郭旭東在家中裝了一個二氧化碳監測裝置。
不少高檔寫字樓除了中央空調外，還會配有新風系統，保證空氣流通，但對於遠程辦公的人士而言，營造健康的環境顯然取決於自身行動力。“當二氧化碳濃度過高時，人就會犯困、精力不集中，所以一旦數值超標，就要展開行動。”他說道。
除了環境健康外，保證心理的健康也格外重要，遠程辦公往往容易導致整體社交的減少。“我確實朋友不少，但不可能每週都約朋友出來見面，現代人的社交，基本都是建立在工作的基礎上。”王露表示。
英國經驗派美學家博克認為，社交生活是人們本能群居的一種要求。因此，適度社交是遠程辦公中的必備項。“我們公司每個領導都是很好的人，遠程辦公的時候，有什麼難受的地方都可以說，他們會及時跟你聊天，聊多了以後，壓力就自然排解掉了。”郭旭東表示。
他介紹道，還有一些人通過旅遊，增加與外界的接觸。“我朋友租了一輛房車，在新疆一邊旅遊，一邊辦公，共10天，效率也很高。”
******
里德·霍夫曼在《聯盟——互聯網時代的僱傭關係》書中提到：“如果我們不能恢復終身僱傭制的舊模式，那麼我們能建立一種新型的忠誠觀——既承認經濟現實，又允許公司與員工對彼此做出承諾，從僱傭關係轉為聯盟的關係，雇主與員工之間從僱傭關係轉為聯盟互惠關係，兩者實現一種相互信任、相互投資與共同受益的新僱傭關係框架。”
作為對傳統辦公模式的打破，在一定程度上，遠程辦公也屬於對聯盟式關係的一種靠攏：組織取消朝九晚五的打卡要求，讓員工跳脫傳統辦公室的牢籠，給予員工更大程度的自由。
古希臘學者普羅泰格拉說：“人是萬物的尺度，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，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。”評判遠程辦公是否“真香”的標準，還是要落足於人。過去十年裡，歐美國家遠程辦公人數從350萬飆升至2000萬。在中國，這一模式雖然未得到大範圍推廣，但在實行遠程辦公的企業中，員工的生活正被悄然改變。
“等房子到期了，我準備換個地方租，遠一點，還能便宜些。”在採訪尾聲，郭旭東表示道。他目前住在上海的徐匯，是名副其實的黃金地段，當初選在此處，正是出於通勤需求的考慮，“就為了上班方便，但租金非常貴，現在我不受這方面限制了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