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曹操學管理：曹操用人管人的非常手腕，非凡夫俗子所能及！
在群雄逐鹿的東漢末年，曹操發跡稍遲，因而其聲望、實力在初始階段遠不如袁紹、袁術、劉表、公孫瓚等，但最後的贏家卻歸屬曹操。究其原因，曹操用人智慧堪稱超邁群倫，一起走進他的內心世界一探究竟！
早在剷除宦官、匡扶漢室的政爭中，具有強烈政治野心的袁紹與曹操曾經一起討論時局。袁紹的打算是，“若事不輯”，“吾南據河，北阻燕代，兼戎狄之眾，南向以爭天下”。曹操則曰：“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無所不可。”
簡簡單單一句話，看似沒有實際內容，卻道出了曹操不世出的政治謀略——把人才問題看作政治鬥爭中最根本的戰略問題。而後來的許許多多事例都證明，曹操是這樣說的，也是這樣做的，他始終把網羅人才當做比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根本之圖，唯才是舉，“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矯情任算，不念舊惡”。
也正因為這樣，在曹操麾下聚集了漢魏間最龐大最優秀的一支人才隊伍，文有華歆、王朗、王粲、阮瑀、陳琳等，謀有荀彧、郭嘉、毛玠、荀攸、賈詡、許攸、程昱等，武有徐晃、張郃、諸夏、諸曹等，而曹操正是靠這樣一支隊伍才能戰勝對手。
1、求才若渴、唯才是舉
在三國時期，互相攻伐、爭奪政權的進程中，曹操為羅致人才，共發佈過三次求賢令，這是同時代的其他人都沒有做過的。
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（210年），令曰：“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賢之急時也。‘孟公綽為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。’若必廉士而後可用，則齊桓其何以霸世！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？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。”
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，令曰：“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，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陳平豈篤行，蘇秦豈守信邪？而陳平定漢業，蘇秦濟弱燕。由此言之，士有偏短，庸可廢乎！有司明思此義，則士無遺滯，官無廢業矣。”
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，令曰：“昔伊摯、傅說出於賤人，管仲，桓公賊也，皆用之以興。蕭何、曹參，縣吏也，韓信、陳平負污辱之名，有見笑之恥，卒能成就王業，聲著千載。吳起貪將，殺妻自信，散金求官，母死不歸，然在魏，秦人不敢東向，在楚，則三晉不敢南謀。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，及果勇不顧，臨陣力戰;若文俗之吏，高才異質，或堪為將守;負污辱之名，見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，其各舉所知，勿有所遺。”
網羅人才自然不能靠一紙榜文就能解決，但這三道求賢令顯然也不是在做秀，曹操求賢若渴的心態真是躍然紙上，讓人心動。事實亦復如此。只要有高人來歸，曹操就情不自禁，喜形於色。
如初平二年（191年），荀彧棄紹投操，被操贊為“吾之子房”；又如建安五年，許攸棄紹投操，喜得曹操“聞攸來，跣出迎之，撫掌笑曰：‘子遠，卿來，吾事濟已！’”
2、集眾智，用眾力，不搞一言堂
漢魏之際，就用人本領而言，實無人能出曹操之右。在專制社會，最怕那些昏君權臣拒諫，搞一言堂，堵死群臣建言之路。曹操對此顯然有所認識，因而在建安十一年曾發出一道《求言令》，旨在敞開言路，鼓勵大家建言獻策。開明的曹操自己不搞一言堂，也堅決反對僚屬的“面從”。
而事實也證明，曹操從漢末群雄中勝出，決不是靠搞一言堂，而是靠廣泛採納諸多謀臣的建議，其中如荀彧、郭嘉、荀攸、賈詡、許攸等在關鍵時刻，都提出過重要建議，貢獻尤著。而每當戰勝克捷、論功行賞時，曹操對於麾下多謀善斷、積極建言獻策的荀彧、郭嘉等謀臣也沒有忘記，而是一再突出“平定天下，謀功為高”，並給予重獎。
